黄埔军校最受欢迎教官高语罕的悲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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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是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曾在有着“中国西点”盛誉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在当时英雄人物云集的黄埔军校中领尽风骚,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诬为“黄埔四凶”。从参与新文化运动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参加轰轰烈烈的八一南昌起义名垂千古,最后又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于贫病交加中寂寞谢世。高语罕以其充满悲情的人生经历,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高语罕

新文化运动一猛将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高父为一私塾塾师,精通汉学,在其影响下,高语罕亦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高语罕转入凤阳经世学堂学习,后又于1905年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样,此时的高语罕亦满怀拳拳报国之志,于该年秋天东渡日本,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能使国家富强的技艺能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经人介绍,高语罕加入了同盟会。

1907年4月2日,沙皇俄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悍然批准《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东铁路局有管理沿线地区民政、地亩、交涉、医务、学务、出版等权限。沙俄随即建立了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之外的组织机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俨然成为沙俄在华的“国中之国”。消息传到日本,以高语罕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十分愤恨,他们遂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的罪恶行径。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政策,高语罕等爱国留学生被驱逐回国。

回国后,高语罕目睹因军阀混战和列强侵略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况,十分悲愤,他立志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怀着这种愿望,高语罕毅然奔赴安庆参加著名革命党人柏文蔚领导的秘密反清活动。次年11月19日夜熊成基、范传甲等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爆发,高语罕即成其一分子。

当时,革命党人试图趁清政府在太湖举行新军秋操、安庆城内清军兵力空虚之际,发动驻在王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驻在东门外的炮兵营夺取菱湖嘴弹药库,而后会同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营围攻安庆城。但因预定为内应的驻在北城脚百花亭内的步营队官薛哲犹豫,未能及时打开城门接应,致使巡抚朱家宝加强了城防,起义军苦战一昼夜后撤退,马炮营起义宣告失败。马炮营起义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清政府在安徽的统治,推动了长江下游特别是安徽地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马炮营起义失败后,高语罕并没有气馁,他跟随被誉为“革命奇士”的皖籍激进革命诗人韩衍继续为着安徽各地的反清活动而孜孜努力。鉴于高语罕文字功力深厚,韩衍遂请他辅助自己创办《通俗报》。《通俗报》大力宣传革命,着力揭露英帝买办与清吏勾结出卖铜官山矿权,大声疾呼社会各界支持铜陵民众驱逐英帝工程师麦奎的斗争,对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政治、思想、军事、组织、文化、宣传多方面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进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随即纷纷响应。10月31日,安庆革命党人吴旸谷等率标炮营向省城进攻,经过革命军的奋勇作战,安徽于次年1月2日正式成立军政府,先由孙毓筠任都督,后由柏文蔚接任。柏文蔚任都督后,随即委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组织革命党人编为安徽青年军,高语罕被任命为青年军秘书长。6月30日,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务。柏文蔚后又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率部于7月21日在安庆树起讨袁旗帜。讨袁失败后,柏文蔚冒险从督署逃出安庆。而在此之前,高语罕好友韩衍已被刺身亡,此刻又目睹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革命遭受失败,高语罕内心极为痛苦。他随即前往山东青岛任教,为掩人耳目,还将自己的名字由高超改为高语罕。

1914年,高语罕辞职由青岛转至上海,以写作谋生。他在《神州日报》上发表《青年军讲义疏笺》,号召完全革命,希望借此纪念好友韩衍,稍后又出版辛亥革命个人回忆录《百花亭畔》。翌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发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高随即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为《新青年》杂志撰写了《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等文,渐成《新青年》主要撰稿人。

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文中,高语罕着重强调了共和民主国家的实现与青年的关系问题,他拿老年、幼者与青年作比较:“老者血气既衰,殆如秋草斜阳,萎谢之期将至;幼者年力未壮,方似春芽初发,郁茂之日尚早。而国势危亡,迫不可待,求于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在谈论青年如何看待“生死问题”时,他劝诫青年“生其心勿徒生其身,身死事小,心死事大。终身役役谓之死,则所谓生者,此心此理也”;在如何看待“人我问题”时,他则劝诫青年道:“我有二,曰理性和躯壳。我与人所异者躯壳,所同者理性。”

在《青年之敌》中,高语罕更是从主客观方面分析青年发展的敌人:“家庭的子孙观念、早婚恶习,社会风气、升官发财的人生观等等均为青年之敌。”他把国民心智方面的缺陷也视为青年成长的敌人:“顶门方被铁锤微绝痛苦,尾后偶戢鞭影辄又欢腾,实吾民之写真也。”高语罕还列举了“笼统”、“将就”、“敷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观望”、“首鼠两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等国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对青少年极尽循循善诱之力。

两文发表后,一时间举国震动,无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亦甚为欣喜,对高语罕颇为欣赏。

芜湖学联堪称灵魂

1916年9月,经时任安徽省立五中国文及修身课教师刘希平介绍,高语罕前往该校任学监兼授英文。次年秋,他即在五中发动学生本着民主自由的原则,组织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会。1918年,他还与李克农等人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其那社,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抨击时政,影响颇大。

这年年底,高语罕自筹资金,先后创办了两所商业学校和一所工读夜校,开创了在业学习的先例,首创安徽职业教育之先河。这些学校吸收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弟子入学,开设国文、英文、数学、簿记等课程,为当时芜湖商界青年及无钱读书的贫民子弟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提供了很大便利。学校办起来后,高语罕还亲自编辑了通俗易懂的教材《白话书信》和《劳动诗歌》。

《白话书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高语罕遂成安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白话书信》共发行10 万余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

1919年初,高语罕经与芜湖《皖江日报》社长谭明卿及副刊编辑郝耕仁商议,于该报副刊辟设《皖江新潮》专栏。《皖江新潮》响应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号召,以反对旧道德、文言文,提倡新道德、白话文为宗旨,对五四时期芜湖学生爱国运动起了先导作用。

这年5月4日,对于在封闭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滞的中华大地,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刻,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倏然爆发。

运动的第二天,高语罕即从郝耕仁处得到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电报,他随即“派胡灏、胡苏明等为代表,联络各校,采取统一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稍后又率领学生顺利地发起了“五七”大游行。10日,高语罕还主持召开芜湖市各校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成立芜湖学联和教联,并举行全市罢课、罢工、罢市的决定。12日,高语罕又在各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草拟力争山东交涉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电稿,并发表了组织国民大会的演讲。

随后学联和教联相继成立,芜湖革命风潮如火如荼,爱国学生们纷纷焚毁日货,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日本“嵯峨”号军舰遂于5月22日驶入芜湖港,其海军陆战队还全副武装在芜湖示威游行。于是,经高语罕倡导,全市实现“三罢”,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壮大了五四运动声势。

高语罕的进步活动逐渐引起封建军阀的注意。7月,他被校长潘光祖解职,转至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任教。次年1月,因与校长冲突,高语罕又离开芜湖奔赴上海。同年4月至9月,他以“钓叟”为笔名撰写题为《芜湖文化运动记》的长文在《少年世界》上连载,对芜湖新文化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10月至11月,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高语罕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在稍后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此后不久,潘光祖被学生赶下台,刘希平接任五中校长,他随即邀请高语罕重返故校任教。怀着对家乡的热爱,高语罕欣然从之。他还先后介绍董亦湘、沈泽民等到该校任教,使五中成为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阵地。

1921年4月30日,高语罕自任主编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提倡独立思考,指导学生运动”为宗旨的《芜湖学生会旬刊》,在学生中影响极大。5月,以高语罕为首,芜湖教育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先进青年组织了“芜湖学社”,并创办社刊《芜湖》,讨论研究社会问题,声援安徽革新运动和反军阀的斗争。6月2日,安庆各中学学生代表向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遭到拒绝。省立一师、一中等学生闻讯,结队前往抗议。然而学生的正义诉求却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当场被刺伤50多人,学生姜高琦重伤身亡。消息传来,高语罕随即率领“芜湖学社”代表与芜湖学界人士,组成17人的“芜湖声援姜案代表团”,赴安庆请愿,要求惩办“六二”惨案主凶。高语罕还在《芜湖》杂志上揭露军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真相,引起全国一片哗然,迫使省长聂宪藩答应抚恤死难者家属及受伤的学生。

芜湖学社因此成为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被迫于7月解散。被誉为芜湖学联灵魂的高语罕在白色恐怖中仍然积极策动芜湖黄包车工人大罢工。8 月至10 月,他还率领芜湖学生骨干赴安庆,参加推翻皖省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

1923年春,高语罕组织了安徽省的第一个劳工组织“芜湖劳工会”,并在此前后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

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期间,中共中央指示旅欧的党员及其组织合并成立一个旅欧总支部,高语罕被编在德国支部,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两年后,高语罕学成回国,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后即被派往平民女校任教。

稍后,五卅运动爆发,高语罕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参与国共合作。8月又被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在芜湖青年团的基础上帮助建立中共芜湖特支,物色5名进步青年赴俄国中山大学留学。

黄埔军校最受欢迎的教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共产党人提议下,国共两党于1924年5月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合作创办了在中外军界享有“中国西点”盛誉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聚集了国共两党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高语罕也是其中的一位。

此时,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聘请,高语罕被党派至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文史学家张卫强曾记述了高语罕在黄埔军校课堂上的一次精彩讲演:“(高语罕语)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吧!”这番道理讲得通俗、风趣,再加上高语罕为人十分和蔼,遂被誉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政治教官”。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应邀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当时,针对广州的现实情况,高语罕曾提出了纯洁革命阵容、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改造整个社会,不是光靠打倒几个人就行了。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肃清我们阵线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会出现段祺瑞。蒋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会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蒋介石闻知后,曾咬牙切齿地对亲信说:“高语罕骂我是段祺瑞,要好好对付他们。”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对于蒋介石此行为,高语罕予以强烈谴责,遂与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一同被蒋斥为“黄埔四凶”,下令逮捕。

此后,高语罕转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在武汉成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校长。3月23日,蒋介石来到安庆,指使国民党右派利用流氓打手制造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高语罕对此极为愤怒,他随即以《反对与打倒》为题,在3月27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号召人们反对个人专政、以党治军、摧毁农工运动的蒋介石。4月初,高语罕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其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在安庆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此后不久,高语罕又担任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4月3日,两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门首下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刘丙戍发生冲突,车夫身受重伤,路过的一名中国工人不平,上前援助车夫,日本水兵竟抽刀将其刺死。一时间激起民愤,人们将前来援助的日军擒获6名,加上4名日商,一起送往省总工会。日本领事闻讯后急调停泊在江上的水兵登陆,以机关枪扫射我国民众,制造了10人死亡、8人重伤、数十人轻伤的四三惨案。

惨案发生后几小时,高语罕即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这叫做“亲善”》社论,严厉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的行为,呼吁武汉市民立即组织“四三惨案”行动委员会,团结一致,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

短短数日内,高语罕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蒋介石的试金石》、《不能再迟疑了》等数篇反蒋文章和社论,鼓动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22日,他又与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于《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联名讨蒋通电。当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共有4名:3名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杨匏安、吴玉章,再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高语罕。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败。高语罕对汪精卫的罪行极为愤怒,他随即于当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主要武装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在部队东进途中,高语罕不断向官兵揭露蒋、汪面目,宣传国民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高语罕还以他中央委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身份积极联络张发奎、黄琪翔、贺龙等将领,争取扩大反蒋反汪实力。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邀请贺龙、叶挺29日到庐山开会并避暑。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贺龙任第二十军军长。汪精卫此次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是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上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

叶剑英从同情革命的黄琪翔处获悉庐山会议这一阴谋,他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史称“小划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语罕主张叶挺、贺龙率军迅速离开九江前往南昌,以准备即将举行的起义,随后经过仔细商议,大家采纳了高的意见,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

29日,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开会,会议议决: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五等人。参会的叶剑英眼看反动派即将逮捕和杀害著名共产党人,便秘密来到九江,找到了当时还留在九江的二十军党代表,要他把一封极为火急的秘密信件,迅速转给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信中说,张发奎靠不住了,对他不能抱任何幻想;反动的庐山会议,已作出捕杀共产党人的决定,希望把握局势,尽快举行起义;同时,通知还留在九江的同志迅速转移。高、廖获悉后,经与在九江的中共领导人商量,于30日乘当天最后一班火车,与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一道赶往南昌,逃脱了反动派的魔掌。

1927年8月1日凌晨,也就是在高语罕39岁生日的这一天,激烈的枪声划破南昌城的夜空,响彻动荡纷乱的中国大地: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高语罕等人领导的革命武装,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奋勇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此建立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

南昌起义后,根据中央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部队开始行动后,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

“八七会议”后,高语罕亦在党的指示下辗转前往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而此时陈独秀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处于隐蔽状态,故其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由高语罕代为办理。

在与陈独秀的来往中,高语罕由发牢骚、诉不满,发展到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在组织上参与托派,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最终于1929年11月与陈独秀、尹宽等人同时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15日,高语罕还和陈独秀等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后,高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为自己的悲情人生埋下了伏笔。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高语罕随即逃往香港。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不得已释放陈独秀,高语罕才离港返皖,回到正阳关家中。

与陈独秀误生罅隙

1937年9月,高语罕随陈独秀去武汉。他用高超的名字领了难民证,住进汉口的难民所,并与在汉口的《新民报》取得联系。《新民报》后由汉口包轮迁往重庆,高语罕也搭乘该轮到了重庆。稍后,陈独秀也由汉口乘轮到达重庆。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90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作为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高语罕随其自重庆移住江津。1939年3月,高语罕即于上海“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附有不少图片的《烽火归来》,叙述自己1937年抗战期间从香港取道广州、武汉、南京到上海以及从上海返回南京的经历和见闻,传播了抗战救国思想。

为维持生计,高语罕还化名为重庆《新民报》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费。曾任《苏南文艺》主编的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书中提及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张慧剑,如是说道:“慧老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高语罕来投稿,他与这位……名人认识了。抗战胜利东还,高无以自活,慧老就为他找卖文的路,结邻而居,便于照应他的老、病,直到为他营葬结束。……在他的眼里,只是个因老病而困苦不堪、日暮途穷的读书人。”高语罕生活之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1942年3月底,高语罕还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好友陈独秀受人挑唆,竟与其绝交。事情还得从3月29日说起。原来,29日当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31周年和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群众大会,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在会议结束时,罗宇文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员是否还有话讲。

这本是一种客套,会议议程也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万没有想到的是,台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发表在《大公报》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散布悲观情绪。

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文中,陈独秀曾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此刻正值抗战关键之时,陈独秀此文确实不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曾指责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遭封杀。

这位老人对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和盘诘,用语严厉尖刻。一时间全场皆惊,大家议论纷纷,全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报纸也对此事进行报道。这个老头叫凌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凌铁庵是一个爱国者,他甚为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对陈独秀此时发表文章散布消极悲观情绪十分不满,遂在大会上公然提出反对。

陈独秀很快知道了此事,由于他许多学生、朋友和当年的同志、追随者都在江津,当局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这让他感到尊颜扫地,无地自容。陈独秀躺在床上,郁郁寡欢,病情也日益加重。他还听信传言,恼怒地认为高语罕便是这事件幕后策划者。于是,他立即与高语罕断绝关系。稍后当高语罕约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陈独秀时,陈独秀也就只与别人交谈,对高置之不理。

寂寞谢世可谓悲情

高语罕离开时,陈独秀身体非常糟糕,但因陈性格倔强,受冤的高语罕也没有向他作过多解释……两个月后,即1942年5月27日,陈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高语罕闻知噩耗立即赶回奔丧,并负责料理后事,且送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对老友的深情厚谊,尽在其中。

在葬礼上,高语罕强忍悲痛,发表了讲话,深切缅怀陈独秀的一生。29日,他又撰写《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此后,高语罕不断撰文评述陈独秀的一生,给后世学者研究陈独秀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陈独秀遗嘱中最重要的,是遗稿的整理,但他把30多年来的患难之交高语罕排除在外,令高语罕甚为伤心。1943年,高语罕由江津迁至重庆,寄居在《新民报》社长兼主编陈铭德家中。陈铭德为照顾高语罕生活,于《新民报》专辟“语罕近诗”栏,刊载其旧体诗。这期间,高语罕笔耕不辍,相继发表多篇作品,其中有不少怀旧之文,亦有反映抗日的诗篇。如这年2月22日和23日,《新民报》晚刊就曾发表了高语罕《中国近代思想界中几个代表人物》,1945年,高语罕又撰写了长篇回忆录《九死一生》,成为后人研究高语罕的重要史料。

1946年春,高语罕随《新民报》编辑人员乘船回到南京,住在城南一低矮民宅中,继续化名为《新民报》写稿维持生计。此时的高语罕已贫病交加,所幸尚有不少原五中和二农学生予以接济,才得以勉强度日。1948年,高语罕患病卧床,无钱医治,他原想回安徽老家养病,但思及陈独秀,想到自己是陈独秀的追随者,遂放弃此念头,去函家中,请胞妹到南京照顾其病情。不久,高语罕便于贫病交加中谢世,终年60岁。原芜湖二农学生王持华等葬高的遗体于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墓碑。后其妹辗转设法,将棺木运回故里安葬。

来源:搜狐      日期: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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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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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场要出手机操作系统一说刚放出不久,“点心OS”的界面也在夏普两款新智能手机发布之前揭开了面纱。当时,笔者还是在北京的地铁里从微博看到的。没想到,夏末的一场夏普智能手机发布会上,突然而至了两样都比较浮云级的东西,以至于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庆幸的是,在发布会之后,我们更有近距离的与夏普两款智能手机有个亲密的接触,以至于释怀一切一切的迷雾。

2019-07-17